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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杂谈]~上古史与今古文之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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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:本文非严肃的科普文,仅是对看到的一些内容及观点进行总结。如果想系统性地了解今古文之辩的由来,推荐阅读 《新学伪经考》,《古史辨》,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。

年后在返工的路上把顾颉刚先生所著的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又回顾一遍,不由得赞叹顾先生的博闻强识。相较于初看时的震惊,这次更多的是对整本书的结构有了更好的梳理。故将一些自己看到的观点整理起来,以飨同好。


1. 上古史的真实性

“自羲农,至黄帝,号三皇,居上世”

我们从小教育中华文明悠久,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。比如孙中山先生曾在黄帝陵前写道,“中华开国五千年,神州轩辕千古传”。可见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。但其实细想,根据初中历史上的说法,按照最早的朝代夏朝来算,距今也不过四千多年。如果再算上夏之前的神话时代,四舍五入说是五千年也似乎没有什么问题。

但问题就在于,如何考证夏包括夏以前的历史。我们知道商朝的存在有甲骨文予以佐证,但夏朝一直缺乏具体的考古实物,更不用说更早的三皇五帝时期了。因此古籍成了帮助我们考证上古史的重要支撑材料。比如《尚书》中有《尧典》,可以作为考证帝尧存在的证据。

但如果仔细去翻阅古籍的话,又会产生诸多疑问。在西周时期,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人是禹(《诗经·商颂》)。而到了春秋时期,孔子又多提及尧、舜的故事(见《论语》)。至于战国时期,则开始有了黄帝、神农的说法(《韩非子》)。秦初统一之时,则是天皇、地皇、泰皇的说法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。之后又有了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,如今又流传着“先有鸿钧后有天,陆压道人还在前”(现在各路网络小说将这句话封为圭臬,可见水平一斑)。由此看出,时间越后,我们能追溯的上古史就越久。如果按照盘古来算,那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别说五千年,就是五千万年也不止。但这些终究是神话内容,多半是经由后人夸张修饰一番之后,呈现出来的假象。这个论述最早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,他将其命名为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,包含这三个核心内容:

  1. 时代愈后,传说的古史期愈长
  2. 时代愈后,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
  3. 在这基础上,我们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,但可以知道这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

随着朝代的更迭,许多古籍也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篡改以满足服务统治者的目的。比如二十四史中经常会记载帝王出生的时候,各种祥瑞出现。像这些显然是附会之言,乃史官给皇帝吹的彩虹屁。回到上古史,最早的典籍是记载着 黄帝->尧->舜->禹 这样的传承,这也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常见的说法;古代的儒者可能觉得不够刺激,又打了伏羲、炎帝、神农、颛顼这些补丁。这些文人可能还有点强迫症,硬是将每个人长度补齐,非要使用 '{}{}'.format(头衔,姓氏) 的形式,这也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史系统:

太皞伏羲氏 -> 炎帝神农氏 -> 黄帝轩辕氏 -> 少皞金天氏 -> 颛顼高阳氏 -> 帝喾高辛氏 -> 帝尧陶唐氏 -> 帝舜有虞氏 -> 伯禹夏后氏

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认为,我们看到的古史系统是由汉代刘歆等人伪造的,作伪的目的是为了给王莽篡汉提供合法的依据。提到这有必要提一下清末的今古文之争,以及“今文经”和“古文经”的关系。


2. 经书的今古文问题

“楚人一炬,可怜焦土”

经书又称五经,它们作为目前我国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献,最大的意义除了可以骗一些家长硬塞给子女背诵之外,更多的是在史料方面的价值。学过初中历史的都知道,五经指的是 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、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 。这些书籍是由孔子亲自操刀的,一部分是由他整理的,另一部分是他创作的。按照儒家的说法,孔子一生在学术上大概做了三件事,一个,删减了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;第二个,创作了《春秋》和《仪礼》(《礼经》中的一部分,其余的是《礼记》和《周礼》);第三个,就是为《易经》作了传。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成绩,就是教导了一些门生,这些门生后来创作了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,这些又与《尔雅》一起被称为十三经。但这些都是次要的,我们主要说一下经书的今古文问题。

经书的今古文最早争论的是经书的“正统”问题。我们知道,始皇帝嬴政在席卷六国之后,接纳丞相李斯的建议,规定民间不准私自藏有经书,并下达了两个凡是的方针,即凡是除了秦的史籍一律烧毁;凡是民间私藏的经书和百家之言,一律烧毁。这样民间就只剩下医药、卜筮、种树等工具书,经书都藏在咸阳的宫室,由博士官进行保管和查阅。可惜的是,不读书的沐猴项羽在入主咸阳之后灭秦宗室,还一把火烧了秦王宫,从此这些珍藏的典籍化作一摊焦土。

书没了,但读书人还在。汉刚建立的时候,原秦朝的博士官叔孙通将他从鲁地征召到三十三名儒生,与他之前降汉时带领的一百多个门生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织。他们为高祖刘邦制定了各种制度。所以一开始汉朝就深受儒家势力的影响。到文帝时,开始为这些儒生设立了各种经书的博士,专门负责讲述和整理以前的经书。继文景之世立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的博士之后,武帝时又补了《礼》和《易》的博士,至此“五经博士”都已齐全。受当时风气影响,走经学的路线可以在庙堂混口饭吃,这就导致人人都想标新立异,开辟一条全新的解经思路。因此出现了“一部经书解说至百余万言,大师们的数目多至千余人”的现象。

经由汉代博士官整理的经书,我们就称之为“今文经”,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由汉代的儒生以汉隶书写而成。与之相对的是用先秦文字(大篆,小篆等)书写的“古文经”。古文经除了被项羽烧掉的一部分外,官方还保留了部分没有被烧毁的以供博士官查阅。至于民间也藏有一些古文经,还有的古文经就是现今在考古的过程中于诸侯墓葬中发现的。

古文经的振兴得益于西汉末的刘向、刘歆父子。刘向是当时学问出众的博士官,受汉成帝之命整理校对先秦文学。不幸的是他去世比较早,刘歆就继承父亲遗志,最终完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目录书《七略》。在校对的过程中,他在皇室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古文经《左传》,后来又找出了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一系列古文经。既然挖出这么多宝贝,刘歆自然想着在这方面开山立派,故向上头申请为这些经书设立相应的博士官。一些今文经博士知道后,生怕会被人分了蛋糕,纷纷出来反对。这时刘歆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将这些博士批判了一番。信的内容主要陈述了这些古文经的来历,大意是说在汉朝建立了七八十年的时候,鲁共王需要扩充宫殿,就把孔子的旧宅也圈了进去。在凿破宅壁的时候,收获了一批古文经。后来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把这些经书献给朝廷,但恰逢巫蛊之祸,所以就只藏于秘府中。但毕竟刘歆势单力薄,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到了王莽取代汉成帝建立新朝时,刘歆当上了新政权的国师,这时他再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一事提上议程。在新朝昙花一现后,古文经学博士又遭到废弃,转而在民间研究的人比较多。如东汉时期的郑兴、马融、贾逵、许慎、卢植、郑玄等都是古文经的学者(这里插一句,刘备的老师就是卢植)。所以总结一下就是,“西汉今学盛,东汉古学盛”。

整件事到现在为止看上去都挺正常,无非就是由于各个儒生参考的材料不同,加上汉代各派纷繁杂乱的解经方式引出的一系列矛盾。后来这个矛盾经过放大,今文家主张“通经致用”,即经书应该考虑它的现实意义,孔子写作经书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,我们应该尊称其为“素王”;古文家认为“经书皆史”,孔子是很伟大,不过他对经书是“述而不作”,我们不应该搞个人崇拜,应当理性看待经书,周公才是“先圣”。

两派的矛盾升级是在清朝末年,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直接给予了古文家会心一击,即:“古文经”是由刘歆伪造的,所谓的凿孔壁并无其事。他们认定刘歆在整理古书的过程中,有意去主观地修改古书。《左传》就是刘歆在看到《国语》之后自己创作的伪书,而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国语》也是由刘歆删改之后的成品。摘录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中的说法,像凿孔壁这样的大事却没有记录在《史记》中,而且鲁共王是死于武帝初年,到巫蛊之祸期间一共经历三十余年,没有理由存在这么长的时期不被学官提起。


3. 从今文学派到疑古派

禹是一条虫?

刘歆造伪古文经的论点一出,令整个学界哗然。毕竟如果造伪是真的,那么相当于直接把古文经学派的根基连根拔起。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综合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,康有为等人抛出这个观点是有私心的,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完成改革。我们知道,当时有件大事叫做戊戌变法,康有为等人就是带头大哥。他们抨击古文学派的目的是借孔子之名托古改制,以便证明改革的合理性。清末这一批今文学派的求证之中存在许多逻辑漏洞,所谓的抨击也只是一个幌子,更多地则是希望能推进社会改革。

到了民国时期,文化风气相对自由,顾颉刚先生先是跟随章太炎先生学习了国学经典的课程,后来又上了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。章先生是典型的古文学派,经常痛斥康有为等今文家的各种“妖言邪说”。直到顾颉刚自己读到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时,他才发现今文家并没有像古文家抨击得那么不堪。再后来更受到胡适之的影响,顾先生开始着手对古史的考证,从而衍生出疑古一派。

顾先生与康有为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,他把疑古当作一门严谨的学问来进行研究,而非参杂政治目的。经过十余年的研究,先生提出了一个假设: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,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。顾先生将自己的见解跟钱玄同先生进行交流,这段书信收录在《古史辨》的开头。后来他的研究集中在考证三皇的来历,并通过五德终始说来推演刘歆作伪的过程。

五德终始说是由战国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,大抵意思就是天子的轮替是按照五德的顺序循环的。比如黄帝颜色是尚黄,他属于土德;后来由于木克土,所以大禹替代了黄帝,更换了青色的衣服;商汤又以金德克夏木,文王以火德克商金。那么到了秦始皇的时候,他也使用了这一套说辞,即秦为水德克周火,服色尚黑。

但是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,不读书的刘邦一拍脑门想也不想也用起了水德,并立了黑帝祠。直到汉文帝时,才有人跳出来说按照汉灭秦,应该是采用土德。但汉文帝并没有采用。直到汉武帝时才真正改为土德。同一时期,董仲舒又搞了一个三统说,认为朝代更迭是按照 黑-白-赤 的顺序。这种方式定下的颜色肯定会与五德终始说有冲突。因此武帝各取一半,使用五德说定服色,用三统说定正朔

故事到这里的发展都很清晰,奇怪的点在于王莽篡汉时建立的新朝竟然也是土德,这不就又重复了吗?但仔细一看王莽的诏书,又将刘邦称为“赤帝刘氏汉高帝”,怎么大汉又变成火德?这就是王莽和刘歆合作的一出把戏,他们首先摒弃了五德相胜的说法,使用五德相生取而代之。这样一来就是 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又生木 的循环。为了表明新朝的合法性,王莽自称舜之后人,而刘邦是尧的后人,尧禅让给舜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这样一来,为了说明刘邦是赤帝这件事,刘歆等人在往史记里插入了赤帝子的传闻,编造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。那么汉朝之前的朝代怎么办?刘歆又进一步从古书中找答案。他在《易经》中找到“帝出乎‘震’”的文字,进一步断定最早的帝王是从木德开始,并按照这样的规律重新编排了一下古史传承,即:

五德 第一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 第三次循环
太皞伏羲氏 帝喾高辛氏
闰水 共工 帝挚
炎帝神农氏 帝尧陶唐氏
黄帝轩辕氏 帝舜有虞氏
少皞金天氏 伯禹夏后氏
颛顼高阳氏

这样一来在黄帝之前又多了三代,炎帝和神农被合并成了一个人,以前并不存在的少皞也被安排进去。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史系统,其可以看做是为了让王莽顺利登上帝位所穿凿附会的产物。在考证出这一层关系之后,顾先生进一步再对三皇的说法来历进行了考证,著有《三皇考》收录在《古史辨》之中。在《古史辨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

“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,当时铸鼎象物,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,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;或者有敷土的样子,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。”

这段文字被鲁迅先生拿来攻击一番,而去网上查找资料的时候,也经常看到有人以“疑古派认为禹是条虫”来攻击疑古的学者。这里当真是跟风黑!我很喜欢鲁迅先生,但对他的这种批评方式不以为然。况且他还以顾先生“红鼻子”和“口吃”等特征拿来戏谑,实在是比较卑劣的攻击手段。在我看来,顾先生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,在这里再一次安利《古史辨》,其中也收录了不同意见的文章。如果感觉《古史辨》太长,那么这本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以及《中国史学入门》都是很好的阅读材料。


4. 后记

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

这算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关的话题,本人也不是学文科出身,充其量算是一个秦汉历史的爱好者。最早看吕思勉先生的《秦汉史》的时候,就经常看到先生对部分记载内容提出质疑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顾颉刚先生的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,才恍然大悟,开始对古代五德相胜和五德相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我不敢说先生的观点全是正确的,但至少我认为先生的这一套推理方式是没有大问题的。至于后来钱穆先生写出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用来反驳先生,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完全就是看看热闹。我比较欣赏的是先生的那种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的精神,这也是搞研究是需要具备的。

由于本篇陈述得太过简陋,尤其后面第三部分匆忙收尾,实际上这里还可以讨论更多,但我怕写得又臭又长,不如就此留白。封建迷信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为了证明自己那一套的合理性,强制让古代帝王遵循自己的意愿行事。这就相当于在给人做衣服的时候,先把衣服做好,再把人裁成衣服的形状,还美其名曰量体裁衣,不免陷入了本末倒置。

写这些我也参阅了许多网上资料,其实网上关于“疑古派”的话题,攻击疑古学说的一方还是居多。但我们还是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,不能看到别人说一句“疑古派这帮人竟然说禹是条虫,简直数典忘祖”就开始跟着黑。但凡了解了疑古派的都不会简单认为疑古派就是一味地否定古史。他们不过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历史的演变,至于哪部分有争议都可以相互讨论。不同的声音才能促进独立的思考,独立的思考才能促进文化的繁荣,这也是我从阅读书籍中最大的收获。望与诸君共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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